秦晖:中国的“天下观”

选择字号:   本文共阅读 1459 次 更新时间:2020-08-10 15:53:4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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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晖 (进入专栏)  

   有人盛称中国古代的所谓“天下”观和朝贡体制,说是比西方的“民族国家”更文明。据说中国人的华夏认同不是以族群血缘为基础,而是以“儒家文明”为基础。不管你是契丹还是满洲,只要认同儒家那就是天下一家亲了。所以帝制中国从不对外扩张,却能成这么个大国都是周边的“四夷向化”主动投奔的。

   都怪近代接受西方的“民族国家”思想后,人们才变狭隘了,尤其是“西化”最甚的革命党搞了什么“驱逐鞑虏,恢复中华”,弄得国内民族问题难以解决,国际上更是“民族国家”争斗四起,世界不得安宁。他们说,应该用中国的“天下观”来取代西方的“民族国家”概念,这样“全球治理”问题才能得到解决,世界和平才能实现。

   真是这样吗?

   我也认为“民族国家”、尤其是通过强化王权控制社会来实现“民族国家建构”,是西方在从“封建制”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独特的问题意识。现代化价值观应该是普世的,但“从封建制走向现代化”的道路未必是普遍的,尤其是通过强化王权来实现“民族国家建构”这种问题意识更不是普遍的。把这种问题意识误置到“从走出秦制而走向现代化”的我们这里,会带来严重的副作用。

   特别是在本来已经很砖制的“秦制”下如果再要“强化王权,控制社会”,那就不是现代化,而是倒行逆施了。假如嬴政的焚书坑儒、朱棣的株连十族和乾隆的文字狱都具有“民族国家建构的进步性”,那我们大概只能相信奥斯维辛和古拉格更是“后现代”的时髦了。

   而中世纪的“封建”欧洲的确还未形成“民族国家”,这与我们的“封建”西周倒有点类似。其实现在一些人津津乐道的古儒“家国-天下”观所谓的“天下”固然与华夏文明有关,那时的“国家”却不是秦皇汉武的帝国,而是诸侯贵族的封国采邑,那时的“天下”的确有“文化”认同而并非血缘认同的色彩(注意:仅仅是“色彩”,并非唯一规则,无论在中在西,或古或今,“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”的族群偏见是一直就有的),即不问族源出处,只要实行的是古儒的或“三代”的那一套礼乐教化,就能得到一种超越封国采邑的普遍认同,否则即便是源自中州的族姓,“礼崩乐坏”后也被视为野蛮的夷狄。这就是《尚书》所谓“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”。

   其实中古的“封建”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形,那就是对基督教“文化”、乃至对基督教特定教派的认同远远超过对族源的认同。欧洲“王朝”的王统之稳定远过于中国。但他们的王统包括父系和母系,并重姻亲与血亲,而姻亲经常跨族跨国,因此族源是非常不确定的。甚至由于本土贵族互不相下,那时还有专门请来“外族国王”的风气:从斯拉夫罗斯人请诺曼人为王、波兰请立陶宛人为王、英国请荷兰人、德国人为王,到挪威请丹麦人为王。

   但他们当然也不是什么人都接受,对“文化”尤其是宗教的认同,他们是非常看重的。典型的如前面提到的英国“光荣革命”,新教的英格兰人赶走了同族的天主教国王而从荷兰迎请威廉三世。如盛行跨国王室婚姻的许多欧洲君主一样,此公血脉中固然也有英格兰成分,但父系绝与英国无缘,他本人不但生于荷兰,主讲荷语,而且当时还是荷兰执政,以我们的标准看绝对是个“外国人”。当然,英国人也不是谁当国王都无所谓,威廉三世的母系还是英格兰血统。但更重要的是他信新教。那时欧洲人对国王的信仰比血统看得更重,不少王位战争不是为血统,而是为信仰、也可以说是为“文化”打起来的。这不也是“皇天无亲,惟德是辅”吗?

   这种观念到了近代就逐渐变化,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王室去掉“萨克森-科堡-哥达王朝”的德国名号,沙皇晚期俄国人否认留利克王朝的“诺曼起源”说,都反映了随着“民族国家”意识的巩固,人们已经不能接受“外来统治者”,哪怕他具有同样信仰或“文化”。而另一方面,随着政教分离、世俗政治、宗教自由、文化多元等现代观念的普及,国王与宗教的关系却明显淡化。

   不过,这并不是回到了只凭血缘继承建立合法统治的时代。今天的英王无论父系母系的英格兰血统多么“纯正”他也只能是“虚君”,真正的治理权力只能来自选民的授予。亦即:近代“民族国家”本质上是“国民国家”(national 既是族属意义的“民族”也是国籍和公民权意义的“国民”概念,而在现代社会它的意义主要是后者)或者说是民煮国家,尽管在“走出封建”的特定阶段它可能会经历一段强化王权以排斥贵族的“统一国家认同”过程,但那只是为后来的国民授权的民煮国家做铺垫的,或用马克思的说法,“市民与王权的联盟”只能是市民利用了王权,而不能是王权利用了市民,是从“封建”走向陷正民煮过程中的过渡环节,而不是从“封建”变成砖制帝国的“周秦之变”。

   而在“周秦之变”后的中国,其实“古儒的家国天下观”也已经只是“儒表法里”状态下的说说而已。秦以后的帝国已经不是古儒所说的三代封国,“霸道”也早已取代了温情脉脉的“王道”,统治基础早已不是“人人亲其亲,长其长”,而是“法、术、势”。那“天下”也已经变成了“某之产业孰与仲多”的“家天下”。

   辛亥革命党人讲的“驱逐鞑虏,恢复中华”其实就是当年朱元璋的原话(就这点而言他们显然不如立陷派的国民观念),根本就与所谓西方的“民族国家”概念毫无关系。倒是立陷派的国族观念和革命后的“五族共和”与“民族国家”庶几近似。

   而清廷的国家观念当然更谈不上所谓古儒“天下观”设想的那种“治理秩序”,但也并非什么“民族(国民)国家”观念。实际上自始皇以来,国家也好,“天下”也好,在“秦制”的统治者心中都与国民无关,只是他们的“家天下”。所谓“马上得天下”,所谓“提三尺剑,化家为国”,所谓“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,传之子孙,受享无穷”,所谓“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,政令统于一尊,财富归诸一人,”无不揭示了这一点。

   这种体制要变成虚君陷正,是非常困难的。针对近年来否定辛亥革命的潮流中,一些学者指出正是清廷顽冥不灵,一再阻挡陷正潮流,甚至倒行逆施,翻悔已允的改革,剥夺国民已有的权利,不仅使革命派、而且也使绝大多数立陷派忍无可忍,才使中国一步步走向了“革命”。他们所说的确是事实,但清廷如此顽冥,也是有原因的。在“传之子孙”能够提供“家天下”的“产权合法性”的时代,要清廷接受“虚君”,概率极小。

   后来由于时势、观念的变化(辛亥对此有很大作用)和偶然因素(如统治者无嗣),虽未能走出“秦制”但传子的合法性消失,“家天下”的产权变得不确定,权力斗争更趋复杂而且可能性更加多元,追求渐进的陷正有了更多的现实意义。但是我们不能以此来要求晚清的人。

   欧洲的“封建制”当然有基督教“文化”的许多特点(尤其是其政教二元体制),但它的许多行为逻辑其实是“封建”这种制度、而不是基督教这种“文化”决定的。同样信奉基督教的砖制帝制国家如拜占庭,就没有这样的逻辑,而不信基督教的“封建”国家,比如据说属于“儒家文化圈”的日本和属于“印度文化圈”的泰国(包括我国傣族的西双版纳)却有类似的逻辑。

   明治维新前的日本天皇除少数例外通常也是“虚君”,却长期受到遵奉,“万世一系”的说法太过夸张,但没有中国式的“改朝换代”现象倒是真的。明治维新与英国式的君主立陷区别很大,却有浓厚的“周秦之变”色彩,如果照战前的军国主义发展下去,日本走向民煮固然难矣,但成了“实君”的天皇恐怕也再难“万世一系”。

   军国主义时期盛行的“下克上”已经多次发生刺杀首相,谁敢说进一步就不会发展到刺杀天皇?只是这段历史很短。倒是到了战后在美军占领期间,天皇成了真正的虚君,日本成为“英国式的”君主立陷国——虽说是“英国式的”,其实从天皇恢复为虚君而受到国民稳定的拥戴来看,又何尝不是回复了“传统”逻辑、走上从“封建”到君主立陷的道路呢?

   总之,“封建”时代的“虚君”不是靠垄断权力来维持的,人们对之有不依赖于强权的“敬畏”乃至敬爱,在传统时代它的“改朝换代”就极为平和,或者说根本没有真正的“改朝换代”现象,而在由传统向现代化演进时,它走向和平立陷的道路也就比较容易。晚清使英的中国人甚至对英国人的“忠君”啧啧称奇。

   洋务运动时期被称为“反洋务”的“极端保守”人物刘锡鸿,在使英期间曾对英国人的“忠君孝亲”大为感叹。他说:“英本民政之国”,国王并无赏忠罚逆之权,但“其国人奏乐诵经,众宴杂耍,皆先颂祝君主。画影之戏开,场心出君主像,结局必出世子像。烟火之戏,亦以君主像终之。又闻:前十馀年,世子疾病,举国祷天;及愈,举国酬天。”显然英人“愛戴君主,殊不为轻”。可见英王“虽无独断之善举,亦能不拂舆情,故(国民)咸以福德归之也。”

   换言之,英王这样无“独断”之权的虚君却能得到国民的由衷爱戴,这就是忠啊。无独有偶,同一时期随使英国的翻译官张德彝也提到此事,除了与刘锡鸿类似的感慨外,他更认为正因为英王是虚君,“无独断自主之权,故民无不尊重之”,可见其民“非畏其威,乃怀其德而感其仁也”,这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忠君啊。

   假如英王像秦始皇那样对你生杀予夺,你不顺从他就杀了你,你为他效劳就赏你高官厚禄,于是你就“忠于”他了,但这种“忠”靠得住吗?这样的“忠”是真心的吗?这与苦主遇到劫匪,“畏其威”而作顺从状何异?与假虎之威而仗势牟利之猾狐何别?无怪乎一旦君没了权力大家就变脸,墙倒众人推,谁把“虚君”还当回事?无怪乎中国搞不成君主立陷了。

   而砖制帝制的逻辑就不同了。STL早年在流放土鲁汉斯克时就喜读马基雅维里的《君主论》,并在这本书上留下了“令人畏惧强于受人爱戴”,以及人的恶习只有“1,软弱,2,懒惰,3,愚蠢。其他一切(上面提到的除外)无疑都是美德”的批语。我们以后会看到,这样的价值观在我国“秦制”的思想基础法家的论述中表达得尤为系统和典型。

   这个制度安排的基础正是“令人恐惧比受人爱戴更伟大”,敬君是表面,畏权是实质,爱君谈不上,无权谁还把你当人看?于是为君者自然擅权,“居重方能驭轻,神器不可假人”,“虚君”不是犯傻吗?传统时代“改朝换代”,群雄逐鹿杀得尸山血海,到了近代放弃皇权就那么容易?

   有人甚至说儒家是主张“封建”的,而“封建”就包含有“陷正”,中国传统是遵奉儒家的,因此除了秦始皇时的短暂例外,在秦以前和汉武帝以后似乎从来就有“陷正”。这个论证链条除了古儒(注意:不是汉武帝以后之“法儒”)主张“封建”大致不错,其他几个环节都不靠谱。

   即便在英国,“封建”本身也并不是陷正(包括安茹王朝时那个“大宪章”,现在被渲染得很神,其实它对王权的削弱确实是个影响后世的重要因素,但与近代陷正并没有严格的逻辑关系),否则都铎式王权、英国革命与光荣革命都无法理解了。

   而“汉承秦制”后的中国实际搞的也不是古儒主张的那一套,不是“封建”,当然就更不是“陷正”。然而要说长期“封建”传统下比较有可能向陷正和平过渡,那倒是真的。但遗憾的是,中国并不具备这个条件。

   如果和平陷正的可能不大,革命的代价又很沉重而且前途坎坷,那么既不立陷也不革命,在维护帝制的情况下靠“传统”求复兴,或者充其量搞点“洋务”,船坚炮利加上忠君爱国行不行呢?如果不行仅仅是因为国际环境的因素吗?

   其实早在戊戌以后这种想法就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。不过近年来在“革命派”“立陷派”都被认为太“激进”、太“西化”的背景下,在“中国奇迹”鼓舞人们重兴“传统”,“在中国重新发现历史”的潮流中,这样的想法加上若干话语包装后实际上已经相当时髦。所以我们还要重新分析一下:在过去的很多成说已不成立的情况下历史能否完全颠倒过来?在和平陷正可能不大的情况下,人们又不能容忍走向帝制的回头路,我们的路该怎么走?

  

  

  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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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责编:陈冬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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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来源:秦川雁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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